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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供应链影响有多大?

时期:2022-10-06 18:38 点击数:
本文摘要:新冠疫情推迟了人员返岗时间,对供应端带来短暂打击,从而可能对全球供应链(一般也称为价值链)带来扰动。那么,中国大陆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什么职位?疫情会如何影响供应链?哪些行业、哪些地域可能受到的影响较大?1)中国大陆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好比电子、盘算机、通信设备等产物在全球价值链中比力突出。 全球价值链强调一个经济体在国际商业中充当中间环节的重要性,如果一个经济体出口的产物到该产物被最终消费所履历的国际环节越多,那么这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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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推迟了人员返岗时间,对供应端带来短暂打击,从而可能对全球供应链(一般也称为价值链)带来扰动。那么,中国大陆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什么职位?疫情会如何影响供应链?哪些行业、哪些地域可能受到的影响较大?1)中国大陆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好比电子、盘算机、通信设备等产物在全球价值链中比力突出。

全球价值链强调一个经济体在国际商业中充当中间环节的重要性,如果一个经济体出口的产物到该产物被最终消费所履历的国际环节越多,那么这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越大。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自2005年以来有比力大的变化。

从地域来看,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是中国大陆在全球供应链中比力重要的同伴。电子、盘算机、通信设备是主要的全球价值链产物。

2)对全球价值链而言,低劳动成本不是主要决议因素。在全球价值链配景下,纯粹的低劳动力成本不能成为到场全球价值链的充实条件,甚至不是须要条件。世界银行的研究讲明,供应链产物与许多因素显著相关,其中相关性较高的有物流/连通性、人力资本、制度资本,而与人为竞争力之间甚至不相关。

此外,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各国制造业要素投入的趋同性,提高了进入门槛,后发追赶并不容易。3)全球价值链关系具路径依赖性,短期打击难以对全球价值链带来很大变化。大部门全球价值链类型的生意业务庞大度都比力高,需要恒久的磨合,难以在短期内搭建完成。这就使得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关系具有恒久性,带来了路径依赖,相关工业也难以在短期内重构全球价值链。

从苹果公司的主要组装厂商漫衍中可以看出,虽然受到种种挑战,可是中国大陆仍然是苹果公司主要组装厂商最多的地域。这种生产关系的恒久性使得商业和投资精密相连。而金融危机后跨国公司资本开支意愿不足,很难见到大规模的工业转移发生。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主要行业也正向增加值较高的微笑曲线两头移动。

4)新冠疫情在短期内通过供应链对部门境外地域以及产物带来扰动,好比盘算机、汽车、电子等。境内受影响的行业可能有盘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以及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境外需求侧受影响的行业可能有消费者服务与商贸零售;境外供应侧受影响的行业可能有汽车、电子、纺织服装、商贸零售。

差别于2003年的SARS疫情发生在4月人员复工之后,此次的新冠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大幅推迟了人员返岗时间,对经济供应端造成的影响可能大于2003年的SARS疫情。另一方面,相比于2003年,现在中国大陆的出口与GDP占世界的比重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出口占比由2003年的4.8%上升到了2018年的10.6%,GDP占比由2003年的4.3%上升到了2018年的15.8%(图1)。分地域来看,对中国大陆前20大出口目的地来说,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印尼的对中国大陆的入口依赖度排名前三,划分为45%、25%、24%;分产物来看,鞋、纺织服装、皮革是中国大陆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排名前三的产物,划分为43%、37%、32%(图3)。

放眼到同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的周边国家,虽然日本和韩国的出口规模相对于中国大陆要小,但还是在全球工业链中占据了重要的职位。2018年各地域对日本和韩国的入口依赖度排名前三的是:菲律宾(20%)、中国大陆(19%)和泰国(18%)(图4);日本和韩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排名前三的产物是:运输工具(13%)、机电产物(11%)、塑料或橡胶(10%)(图5)。简而言之,全球化走到了今天,各国工业间的联系已经很是精密。

部门人士担忧新冠疫情会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打击。如何来权衡中国大陆在全球工业链中的重要性?哪些因素决议了全球工业链的生长?新冠疫情会对全球工业链带来多大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下面要回覆的问题。中国大陆在全球供应链中有多重要?全球供应链是一种通俗的说法,比力正规或者学术的说法是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是一种出口增加值的拆分方法,接下来我们就用价值链的说法替代供应链。

一个大略的GVC剖析可以将本国出口分为两个部门:外洋增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简称FVA)、海内增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简称DVA)。后者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部门:出口到第三国的海内增加值、用于外国最终消费的增加值、重新入口本国再出口的增加值。中国大陆出口中大部门是用于满足入口国的最终需求。

OECD TIVA(Trade in Value Added)数据库[1]的GVC剖析效果显示,2015年出口中,外洋增加值占比为17.3%。而海内增加值中占比最高的是用于入口国最终需求的部门,占比为64.3%,其次是入口国出口到第三国的部门,占比为17.5%,重新入口到海内再出口的部门占比力低,仅为0.8%(图6)。

而出口中的外洋增加值部门被称为后向(backward)到场度,出口给入口国、再由入口国出口到第三国的增加值部门被称为前向(forward)到场度,两者之和被界说为全球价值链到场度。与此相对,2005年中国大陆出口中用于最终需求、前向到场度、后向到场度划分为57.4%、15.6%、26.3%。举例来说,中国大陆出口汽车零部件中使用的铜来自于智利等地,其占比即是后向到场度;中国大陆出口汽车零部件至韩国,韩国再使用这些零部件生产整车出口至美国的部门即是前向到场度。世界的全球价值链到场度在金融危机前到达极点。

全球价值链到场度的极点是在金融危机前:2008年世界的全球价值链到场度为61%,较1990年的48%上升了13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后,世界的全球价值链到场度下降,2018年为57%(图7)。中国大陆的全球价值链到场度低于世界整体,前向到场度高于后向到场度。

凭据UNCTAD-Eora GVC数据库,中国大陆的全球价值链到场度要低于世界整体水平,其趋势跟世界整体趋势一致,但绝对值上中国大陆要低于世界整体。2018年中国大陆的全球价值链到场度为45%,低于世界的57%。其中前向到场度更高,2018年为32%,较1990年的23%上升了9个百分点;后向到场度2018年为13%,较1990年的6%上升了7个百分点(图8)。可见,中国大陆对全球价值链的到场更多地偏向于出口中间品,由入口国再出口至第三国。

要注意这里是增加值的视角,其实分不清到底是出口中间品还是转口商业,只能获得中国大陆出口这些数量的增加值再被重新出口到第三国。从2018年的国际对比来看,中国大陆的全球价值链到场度在全球主要出口地域中处于中下游,整体结构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相似(图9)。日本、韩国、美国是中国大陆出口中三大增加值泉源地。

从中国大陆出口中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域的增加值占比来看,2018年排名前三的地域是日本(1.7%)、韩国(1.4%)、美国(1.2%)。以日本为例,在中国大陆2018年2.5万亿美元的出口中,来自日本的增加值占比为1.7%。

而来自美国的增加值占比不停降低:由2000年的2.3%,到2008年的1.6%,再到2018年的1.2%(图10),讲明中国大陆出口中对美国的入口依赖水平不停降低。德国、中国香港、韩国是中国大陆出口中去向第三国(地域)最多的三大目的地。从中国大陆出口中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域出口的增加值占比来看,2018年排名前三的是德国(4.2%)、中国香港(3.4%)、韩国(2.5%)(图11)。

以德国为例,在中国大陆2018年2.5万亿美元的出口中,4.2%的部门出口至德国并由德国再出口至第三国(地域)。可见,亚洲各地域之间商业是中国大陆全球价值链商业的主要组成部门,换句话说,区域化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特征。电子、盘算机、通信设备是主要的全球价值链产物。

从2015年中国大陆主要出口产物的境外增加值占比来看,排名靠前的产物主要集中于电子、盘算机、通信设备,例如:电子盘算机(33%)、电子电器(32%)、通信设备(21%)、电器元器件(20%)。而部门出口产物的境外增加值占比并不高,例如:家具(14%)、服装(11%)、医药(10%)(图12)。

什么决议全球价值链?2.1、低劳动力成本没有那么重要世界银行将决议全球价值链到场度的因素分为四类:要素禀赋、市场规模、地理、制度。对于要素禀赋来说,最重要的是拥有大量的低技术劳动力,这样才气吸引到足够的FDI。对于市场规模来说,大型经济体有能力建设完整的工业链,制止中间品重复收支口带来的成本,而接纳更自由化的商业政策能够提高市场规模。

对于地理来说,更靠近全球商业网络枢纽(中国、德国、日本、美国)的国家或地域更有可能到场全球价值链,物流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高全球价值链到场度。对于制度来说,商业协定有助于改善制度,提升全球价值链到场度。因此,单个因素(关税、劳动力成本)不能唯一决议某国、某行业到场全球价值链的水平。

实际上,在全球价值链配景下,纯粹的低劳动力成本不能成为到场全球价值链的充实条件,甚至不是须要条件。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2]显示,对于南部非洲关税同友邦家和可比地域来说,GVC产物与大部门因素显著相关,其中相关性较高的有:物流/连通性(0.0157)、人力资本(0.012)、制度资本(0.0113);而与人为竞争力之间甚至不相关。

非GVC产物则与大部门因素都不相关,唯一相关的因素是人为竞争力(表1)。可见,纯粹的低劳动力成本只能使某地域、某工业举行非GVC产物的生产,而不能确保某地域、某工业到场GVC产物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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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期陈诉《东南亚能承接几多制造业?——工业转移专题之一》已经比力了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各项成本(在此不再赘述),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和税负基本上高于东盟八国,但其他投资成本仍较低,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在全球价值链的配景下,东南亚国家想要纯粹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就取代中国大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枢职位有较浩劫度。

这也是到场全球价值链的地域只占全球所有地域的很少一部门的原因(图13)。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各国制造业要素投入的趋同性,提高了进入门槛。从1995-2008年,主要国家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要素投入变化模式大致一致:提升了资本和高技术劳动力占比,降低了中低技术劳动力占比。

平均来看,资本、高技术劳动力占比划分提升6.5、1.5个百分点,低、中技术劳动力占比划分下降3.8、4.2个百分点(图14)。这样的要素投入模式变化与全球价值链使得技术进步更容易扩散不无关系,变相提高了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门槛,增加了一部门生长中国家仅靠低劳动力成本加入全球价值链的难度。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一方面在营商情况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图15),能够部门弥补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难题;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相比美国仍有较大的生长空间(图16),只要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快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中国到场全球价值链的负面影响总体可控。从东亚地域的工业转移/升级模式来看,遵循着纺织品-重化工-汽车家电-芯片盘算机-互联网的路径,各地域一段时期内的主导工业与生长阶段精密相关(图17)。

一些工业转移至东南亚国家,可能只是经济生长阶段的一定效果,无需太过担忧。而中国庞大的海内市场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叠加政策引导,动员了工业集群的生长(图18),其自己就拥有规模经济,这也是一些小国所不具备的优势。

2.2、庞大度决议了全球价值链关系的恒久性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式来看,除了在两国之间拆分的驱动因素以外,另有一种驱动因素是垂直一体化(图19)。这是由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较为庞大,接纳市场化外包的方式难以内部化部门协调成本,因此只能通过FDI等方式举行垂直一体化摆设以降低这方面的成本。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形式较为庞大。全球价值链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市场性、模块性、关系型、捕捉型、层级型(图20)。

除了市场型以外,其余的全球价值链类型的生意业务庞大度都比力高,关系型和层级型的生意业务尺度化水平比力低,需要双方在生产历程中的连续相同。全球价值链是“链”,更是“网”。

有研究将全球价值链比喻为两种类型:蛇型和蛛网型(图21)。蛇型要求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环节根据顺序举行生产,而蛛网型要求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集中协调上游零件举行组装。固然,实际的全球价值链是两种类型的混淆体,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全球价值链的庞大度。

出口庞大度提升。一个简朴的权衡方式是HS编码的数量:从HS92到HS17,HS6位编码的数量从5021项上升到了5388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口产物庞大度的提升(图22)。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关系具有恒久性。

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宣布的相关方[3](Related Party)收支口数据显示,大部门的美国入口是从美国企业外洋分支机构的入口。美国主要商业同伴中,从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德国的入口中,相关方的比例都凌驾了50%,划分为69%、51%、79%、68%,而从中国大陆入口中相关方比例略低,为25%(图23)。但分行业来看,从中国入口金额最多的电脑电子产物中来自相关方的比例较高,到达了39%(图24)。

相关方入口体现了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关系具有恒久性。这种生产关系的恒久性使得商业和投资精密相连。金融危机以后,全球FDI的增速也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到场度下降而下降(图25),但整体来看,中国大陆仍然是FDI的热门流入地,一些东南亚国家虽然FDI流入有所增长,但规模与中国大陆相比仍然较小(图26)。

跨国公司是FDI的主体,近年来资本开支意愿不足。2017年,虽然前100大跨国公司的数量仅占全部跨国公司数量的0.1%,但其外洋业务占据了9%的全球外洋资产、17%的全球外洋收入以及13%的全球外洋雇员。而近年来,前100大跨国公司中电信和科技公司数量不停增加,2017年已经增加到了22家(图27)。

叠加全球经济增速低迷,使得前100大跨国公司的资本开支意愿自2013年以后开始下降(图28)。在这样的配景下,很难见到大规模的工业转移发生。全球价值链带来的生产关系恒久性会导致路径依赖。

从苹果公司的主要组装厂商漫衍中可以看出,虽然受到种种挑战,可是中国大陆仍然是苹果公司主要组装厂商最多的地域(图29)。而且随着苹果公司的新产物上市,由于恒久的互助关系,苹果公司仍然优先将其放在中国大陆举行组装。

中国大陆主要行业向微笑曲线两头移动。经由几十年的生长,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两头在蓬勃国家、中间在生长中国家的格式,也就是著名的“微笑曲线”。但近年来,中国大陆主要行业正向着微笑曲线两头移动。

其中,电器、机械制品、汽车、家具向着下游移动;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向着上游移动(图30)。而备受关注的电脑、电子和光学产物中,中国大陆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也正向着上游提升(图31)。

新冠疫情可能影响的行业与地域从前文中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鉴于中国大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以及全球价值链自己的特性,相关工业短期内转移出中国大陆难度比力大,因此中国大陆复工的水平与进度在短期内可能对全球价值链带来扰动。从境内来看,出口占比越高、存货越低的行业越有可能受到疫情带来的延期复工影响,好比盘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以及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图32)。从境外来看,新闻报道了新冠疫情对于全球工业链的影响,大致分为两方面,中国大陆需求下降淘汰了境外地域相关行业的出口或旅游相关收入的淘汰以及延期开工影响境外行业的零部件供应。

凭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1月30日至2020年2月21日期间共有60条相关新闻报道提及了疫情的相关影响,26条是有关于需求侧的,34条是关于供应侧的。需求侧影响较大的行业是:消费者服务(14条)与商贸零售(10条),供应侧影响较大的行业是:汽车(11条)、电子(4条)、纺织服装(4条)、商贸零售(4条)(图33)。

需求侧影响较大的地域是:美国(9条)、澳大利亚(3条)、日本(2条),供应侧影响较大的地域是:美国(9条)、印度(6条)、韩国(4条)、日本(4条)(图34)。对于日原来说,新冠疫情对旅游业和造成了较大损失,在我们搜集的10条新闻报道中有6条提到了相关影响;对于韩国来说,新冠疫情主要影响了电子和汽车业,在我们搜集的9条新闻报道中划分有5、2条提到了相关影响。

注释:[1]多家机构公布了各自的全球投入产出表,详见附录。本文主要接纳OECD TIVA数据库和UNCTAD-Eora GVC数据库。[2]Farole, Thomas. Factory Southern Africa?. No. 23787. The World Bank, 2016.[3]相关方商业指从美国企业外洋分支机构入口和外洋企业美国分支机构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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